王道俊先生是我國當代著名的教育學家，他的學術成就和生命價值可以用“一輩子，一本書”來诠釋。一輩子，一本書，無論是學術或人生，似乎都談不上有多高的成就與價值，但這可不是一本普通的書，它既是一本用精深學養撰寫、創造出版奇迹的教育學教科書，也是一本用高尚品格鑄就、樹立精神标杆的人生活教材。王先生用一輩子心血寫就的這部人生大書，彌足珍貴，意義非凡，影響深遠。作為教材，它惠及了億萬師生；作為師者，他恩澤着幾代弟子。

——《光明日報》

王道俊：一輩子  一本書

作者：郭聲健

學人小傳

王道俊（1926—2017），1926年11月15日生于湖北省大悟縣一個農民家庭，1938年2月至1946年1月，先後在湖北禮山縣（今大悟縣）中心小學、湖北聯合中學、湖北省立第七師範學校學習。1946年3月至1949年7月先後在湖北秭歸簡易師範、湖北禮山縣立初中、漢陽私立文德小學任教後擔任教導主任。1949年7月考入中原大學學習并任小組長，1950年春到河南遂平、湖北紅安等地參加土改。1951年7月召回中原大學，1951年8月被送到中國人民大學讀研究生。1952年3月至1953年7月轉入北京師範大學教育系學習。1953至1991年，在華中師範大學教育系任教，先後評上助教、講師、副教授、教授。1992年1月離休。曾任華中師範大學教育系主任，兼任湖北省教育學會副會長、湖北省教育學會學術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國教育學會學術委員、中國教育學會教育學研究會理事和常務理事等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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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之書 惠及億萬師生

2017年6月22日，91歲的王道俊先生不幸逝世。我國教材行業的權威出版單位——人民教育出版社，第一時間表達了哀悼之情，先生領銜主編的《教育學》教材正是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可以說，他是當之無愧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功勳作者。

關于《教育學》教材，人民教育出版社這樣介紹：“文革”之後，王道俊先生率先組織五所師範院校的教育學教師編寫新的《教育學》教材，列入教育部文科教材編選計劃重點項目，由人民教育出版社于1980年出版。此書迄今已刊印7版，其中1988年版、2009年版和2016年版經過了重大改寫或重寫，不僅有選擇地充實了國内外新的研究成果，而且滲入了編者自身在教育理論上新的探索和見解，使教材一步步朝着具有中國特色的方向前進。這本由王道俊先生領銜主編的《教育學》教材影響極廣，迄今已經發行700多萬冊，創造了新中國教育學教材史上的一大奇迹，成為我國改革開放40年來經典性的公共課教育學教材，印數最多、發行最廣、質量最優、影響最大。不同版本的《教育學》教材多次獲得國家級圖書獎、教材獎和科研成果獎，極大滿足了我國師範院校教育學的教學需要，促進了我國教育科學的普及和發展。“作為該書的出版單位，人民教育出版社為這樣的成績感到自豪，為能與道俊先生這樣的學術大家如此完美的合作而深感榮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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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這段描述，我們不難看出，王道俊先生及其《教育學》在新中國教育學教材史以及我國教師教育發展史上的分量與貢獻。

《教育學》的确不是一本普通的教材，700多萬冊的發行量，不僅意味着直接受益者遠超這個數字，同時也意味着間接受益者可用億萬計，因為幾十年下來，大部分讀者後來從事了教育事業，這使得《教育學》的先進思想、理念、方法，通過他們的教育教學實踐，對億萬中小學生産生了積極影響。

所以，說《教育學》是一本惠及億萬師生的書，不足為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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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俊先生與《教育學》的緣分要追溯到新中國成立之初。1950年春，他在中原大學畢業後留校任教，第二年8月被派往中國人民大學讀研究生，學習政治經濟學、馬列主義、哲學、中國教育史、俄語等課程。1952年院系調整後，他被分到北京師範大學教育系研究生班，開始攻讀教育史專業，畢業論文便是參與編寫教材，答辯方式則是在同學中講解教材和組織本科生讨論，這或許為其後來從事教材編寫工作埋下了伏筆。

1953年，王道俊先生畢業回到華中高等師範學校，開始為教育系本科生講授教育學專業課程，由此便與《教育學》教材結下了不解之緣。

1960年代初，王道俊先生承擔了全國文科“規劃”教材《教育學》中“教育的本質”與“我國教育的性質”兩章的編寫任務，這是《教育學》教材中最重要、具有奠基石與壓艙石意義的重要章節。此書後來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在湖北省試用。

“文革”結束後不久，王道俊先生率先組織華中師範學院等五所院校的教育學教師編寫新的《教育學》教材，該版随後被列入教育部文科教材編寫計劃重點項目，由人民教育出版社于1980年出版。這便是後來成為經典、創造奇迹的《教育學》教材的曆史來由。

對于這本書，教育學領域裡的許多學者都給予了高度好評。2010年10月，在紀念人教版《教育學》首版發行30周年的會議上，與會學者認為：王道俊先生領銜主編的《教育學》是我國教育學發展的一座豐碑，是教育學本土化的典範，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别是改革開放以來的經典教育學教材，為我國教育學的普及和發展、為教師教育的改革和創新作出了重大貢獻。這本書以其對教育規律的準确把握，以及獨到的教育理論視野，體現出了國家關于教育的根本性見解與理想性追求，從而确立了我國教育學三十年來的基本解釋體系，并建構了國民教育觀。這本書具有四大特點與貢獻：一是學術影響前所未有，二是觀念變革貫穿始終，三是教材内容與時俱進，四是解釋範式卓爾不群。（參見羅祖兵等《教育學教材建設的反思與展望》，《課程·教材·教法》2011年2月）

《教育學》教材能夠獲得如此贊譽并非偶然，因為它有着先進的“主體教育思想”的堅實理論支撐。我們評價王道俊先生：“一輩子，一本書。”這句話最精準的表達應該是，他的學術成果凝聚于這本書，但他的學術貢獻卻遠超于這本書。

自20世紀80年代起，王道俊先生一方面緻力于對《教育學》教材的修改與完善，另一方面又注重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分析傳統教育理論及其在教育實踐中普遍造成的忽視學生和教育的主體性的弊病。他與郭文安先生一道率先提出并形成了自己的理念——主體教育思想，這一思想不僅對中國教育學理論的構建産生了重要影響，而且對教育科學、高校課程教材建設作出了卓越貢獻。

《教育學》（新編本，1989年版）就是嘗試以主體教育思想為指導進行編寫的，而新版《教育學》（2009年版、2016年版）更是将王道俊先生長期研究主體教育思想所獲得的系列成果滲入并貫穿于教材之中，它深刻分析與厘清了社會、教育與人三者的複雜互動關系，在理論基礎上實現了由機械決定論和工具論向唯物史觀和辯證法的根本性轉變，充分凸顯了“以人為本”的教育觀。

之所以這本《教育學》教材能夠獨樹一幟，長盛不衰，成為經典，正是因為其内容與時俱進，其觀念保持先進，特别是有主體教育思想作為教材編寫的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

王道俊先生這樣說道：在時代巨變、社會轉型的時期，隻有立足新的生活基點，援引哲學研究新成果，越出傳統教育觀念與思維方式的束縛，把握新的教育觀念與思維方式，才能在習以為常的教育現象中發現新問題，提出新見解，才能重新解讀古今中外的教育文獻，作出新的評價與取舍，才能對教育學原有的概念、範疇、命題、邏輯，作出新的诠釋、探讨，取得突破性進展。（參見《把活動概念引入教育學》，《課程·教材·教法》2012年7月）

正是基于這樣的理性思考與學術立場，王道俊先生幾十年都專注于主體教育思想的研究，直到臨終前，他還在研讀康德的著作，思索與人的主體性相關的哲學和教育學問題。在先生去世前兩個月，我去探望，他還跟我說：“雖然我現在呼吸有些吃力，每天要吸氧，但腦子還好使，康德的書我還能看得懂。”看到先生呼吸吃力卻依然讀書思考，身體虛弱卻依然精神矍铄，無不令我肅然起敬，仰之彌高。

就在去世的前幾天，王道俊先生還為最新版《教育學》教材整理出數十頁的“修改意見”。

在這份彌足珍貴的“修改意見”前面，王道俊先生寫下了這樣一段話：“年齡也令我不能不同教材分手。但在剩餘的日子裡，如有可能，仍将繼續點點滴滴地記下修改意見，算作是隔世告别。其實，我不與教材告别，教材也會與我告别……”我是在悼念先生時第一時間讀到這段文字的，如此不舍之情，那一刻，心在痛，淚在流。

正是這本《教育學》，王道俊先生用畢生的心血與智慧成全着它；正是這本《教育學》，成就了先生作為當代教育學家的學術人生；也正是這本《教育學》，發行數十載，影響幾代人，讓億萬中國師生從中受益，影響深遠。

人生之書 恩澤幾代弟子

一輩子，一本書。這本書不僅是一本《教育學》教材；作為師者，這也是一本王道俊先生用高尚品格鑄就、樹立精神标杆的人生活教材。對于這一點，他的衆多弟子都感同身受，受益無窮。

在王道俊先生逝世後不久，其弟子董澤芳教授就發表了《精神永在 風骨長存——深切緬懷王道俊先生》的紀念文章。

文章開頭這樣寫道：“王道俊先生是我國當代著名的教育學家，其奮力拼搏的求學态度、淡泊名利的人生追求、不懈求真的科學精神、抱誠守信的道德品質，永遠激勵我們為教育事業不斷前行。”這段話，全面準确地總結了先生的精神風骨，代表了全體弟子的心聲。正是先生的這種精神風骨，永遠恩澤着衆多弟子。我深信，有幸聆聽先生教誨的幾代弟子都會像我一樣，視先生為我們人生中遇到的最重要他人。先生的精神風骨不同程度地、直接間接地、潤物無聲地影響着、感召着、引領着我們的學術生命乃至整個人生。

王道俊先生言傳身教，嚴慈相濟，愛生如子。1991年，我們幸運地搭上了他招收碩士研究生的“末班車”，成為師門中的小師弟。之後不久，先生便退了休，不再系統給研究生開課了，所以，我們真正在課堂上聆聽先生的講授并不太多，但毫無疑問，我們在先生身上得到的精神滋養是最多、最豐盈的，先生對我們的影響是最深、最久遠的，這就是真正意義上的教育吧。

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王道俊先生本身就是一本立德樹人的活教材。那時，先生隻是偶爾開個講座或互動交流，這無疑是我們這一屆學生的損失與遺憾，但也卻因此成全了我們在讀研的三年中成為先生家的常客。雖然不在教室裡上課，但先生對我們的學習絲毫沒有放松要求，每隔一段時間，我們都要被分批召集到他家，彙報學習生活情況，解惑答疑，指點迷津。

師母非常賢惠，特别關愛學生，總是給我們準備茶點水果。如果到了用餐時間，我們都會毫不客氣地享受她的廚藝，這個時候，在探讨問題時一臉嚴肅的王道俊先生仿佛立刻變了個人，他會用慈父般的眼神注視着我們無所顧忌的猛吃。

現在回想起來，那是一種多麼幸福的滋味啊！正如董澤芳教授所寫的：先生對每個學生都是嚴慈相濟，關愛有加。他一方面嚴格要求學生認真讀書，獨立思考，敢出新思想，甘坐冷闆凳；一方面鼓勵學生，關愛學生，問生活，談家庭，他與學生談話總是推心置腹，若知道哪個學生有困難，他一定會盡力相助。這就是我們的先生，既是學生知識的傳授者，也是學生智慧的啟迪者，更是學生做人的引導者，是名副其實的“學高為師，身正為範”的好老師。

是的，每一次與王道俊先生見面，我們都能接受到他氣場裡撲面而來的教育因子，都能感受到他的精氣神對我們心靈深處的那份震撼。好先生、好老師就是這樣的，對學生的影響很多時候并不局限于課堂與教學。先生對弟子們的恩澤不隻在課堂，更是在課外，在生活的點滴之中。

自從1994年碩士研究生畢業，至今已經過去了20多年，由于專業跨度、工作性質加上天資愚鈍等原因，其實，我對王道俊先生當年傳授的知識與學問已經記不起太多了，但“要做一個像先生這樣的好老師”的信念，在我的心裡，卻一直未曾改變，且變得越來越堅定。

王道俊先生淡泊名利，低調行事，謙遜做人。他除了學術理想，可以說無欲無求，有時候甚至淡泊低調到了常人難以理解的程度。比如說，像他這樣的學術大家，竟然不是博士生導師，這一點，教育學界同人無不為之抱不平。很多人都說，這是中國教育學界對王道俊先生的一大虧欠。

王道俊先生對此卻看得很淡，想得很開。他說：“體制機制和學科建設規則就是這樣，我們必須予以尊重，年齡到了就該退下來，不能上就不能上，誰也不虧欠我什麼，誰也不需要給我說法。我雖然沒有成為博導，但我現在有這麼多學生是博導，這不比我自己做個博導更有成就感嗎？”

聽聞王道俊先生的這一席話，弟子們也多少釋懷了。的确，先生雖然自己不是博導，可誰都知道，華中師範大學教育學專業博士學位授權點的獲得，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有他的學術成就和影響，以及其弟子們所形成的強大學術團隊。先生雖然自己不是博導，可誰都知道，他培養了諸如扈中平教授等一大批中國教育學領域的知名學者，而這些弟子輩的博導們又培養了一批批博士，且有的也已成為博導。先生看到如此景象一定會倍感欣慰，而這樣的成就感恐怕是絕大部分博導們難以獲得的。

退休之後，王道俊先生深居簡出，幾乎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教育學》教材的修訂和主體教育論的研究上，他謝絕各類學術會議與學術講座之邀，偶爾出門被“強迫”講個學、發個言。

2006年，我邀請王道俊先生、王策三先生、郭文安先生等三位導師到長沙與張家界遊玩，湖南師範大學教科院想盡一切辦法說動了三位老先生到院裡與師生見面交流。

交流結束後，校方欲給三位先生課酬，被拒，于是拜托我轉交。我冒着挨批的風險去一試，結果話還沒到嘴邊，就被王道俊先生一頓數落，說虧得你還是我的學生，怎麼也不了解我的原則，還幫着做這樣的事情！

那一次，我印象特别深刻，那是我成為先生弟子以來被他“罵”得最狠的一次，這件事讓我進一步懂得了先生的為人，他為了堅持自己的原則，甚至有可能不近人情。

幾年後在廣州，華南師範大學教科院請王道俊先生講學，我汲取了此前教訓，同樣情況出現時，沒有再犯同樣錯誤。或許，王道俊先生那一輩學人所堅守的一些原則，我們這輩很難理解，但他們彼此卻心照不宣。

王道俊先生與王策三先生是教育學領域公認的代表性人物，兩位先生的幾十年情誼一直都是教育學界的美談。

1994年，王道俊先生推薦我報考王策三先生的博士生，記得當時我是買了十幾塊錢的水果去王策三先生家拜訪的，當王策三先生隔着防盜鐵門看到我手裡提着東西時，說什麼都不讓我進屋。

情急之下，我找了一個非常蹩腳的理由，說這是王道俊老師囑咐我的。隻聽王先生眼睛一瞪，厲聲說道：“你撒謊，你們王老師是個什麼樣的人，難道我還不清楚嗎？”是的，老先生那一輩的很多規矩我們确實不懂，他們一輩子所遵循的規矩和現今的許多套路都格格不入。或許，正是這樣的格格不入，才愈加充分地映襯出先生品德的高貴與人格的光輝。

王道俊先生逝世後，我第一時間也寫了一篇悼念短文。現在就把那篇短文中的一段話作為本文的結束語——

“我們的先生，一輩子都獻給了教育學，一輩子都在寫《教育學》，但實際上，他本身就是一本最最珍貴、無與倫比的“教育學”，一本值得每個教育人靜心研讀一輩子的活教材！先生這本教材，我們永遠讀不完，永遠學不盡。先生待人慈愛、為學嚴謹、淡泊名利、與世無争等品格，一直都在潛移默化地影響和引導着我們，先生就是我心目中完美無缺和無法超越的人生标杆。盡管我永遠都難以接近先生的境界，但我慶幸因為有先生，自己的人生準則與目标才變得如此清晰和堅定，那就是——要學做一個像先生這樣的人。”

作者：郭聲健，教授，博士生導師，湖南師範大學美育發展與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藝術教育委員會委員兼副秘書長，國家教材委員會專家委員會委員，教育部藝術教育專家講學團成員，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與美國伯克利音樂學院高級訪問學者。主要研究方向為音樂教育學、美育與藝術課程教學論，長期參與國家美育和藝術教育法規文件的研制工作，發起創辦“海峽兩岸及港澳地區學校音樂教育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