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學院宣傳中心訊（記者 吳豔君等 編輯 張萌）11月16日下午，第十三屆海峽兩岸暨港澳地區教育史論壇進入分會場報告環節，來自全國共五十餘家單位的近百名專家學者和百餘名學生代表分别步入華中師範大學田家炳教育書院的分會場開展分享交流。

第一分會場

第一分會場為田家炳教育書院624室，上半場由東北師範大學王淩皓教授、台灣清華大學彭煥勝教授主持，下半場由河南大學楊捷教授、台北市立大學方志華教授主持。

河南大學楊捷教授的博士生王永波分享了論文《發展與超越：美國後修正主義教育史學觀解析》，主要介紹了20世紀80年代美國興起的後修正主義教育史研究思潮，指出後修正主義的研究對象更加多元，研究結論在關注社會現實的同時，更加折衷客觀地反映教育曆史問題，其研究範式為美國教育史學邁入21世紀起到了重要的鋪墊。

台北市立大學方志華教授分享論文《2000-2019年間台灣關懷倫理學博碩士教育論文研究取向析論》，研究目的設定在了解台灣高等教育研究生教育論文中，有關諾丁斯關懷倫理學思想方面的研究發展趨勢。

江南大學蔣明宏教授分享論文《日小學英語教材的比較研究——以江蘇譯林版《牛津小學英語Fun with English》和日本文部科學省《Hi，friends！》為例》，論文選取中日兩國目前在發達地區使用的小學英語教材各一套進行比較分析，總結了中日兩國小學英語教材各自的優勢及不足，反思本國英語教材有關實用性、難易度、文化價值等方面存在的問題，對我國小學英語課程标準的制定、教材的編寫、教材的使用、評價體系等得出一些啟示。

澳門大學溫如嘉博士分享論文《Teaching Material of Mathematics around B.C. 200 of China: Based on the Newly Excavated Documents》，論文通過使用一些新近出土的文獻來研究中國在公元前200年左右的數學教材，并将對該時期的數學知識的三個經驗方面進行全面讨論。 它們是：用于土地和稅收管理的數學教材；用于管理倉儲和貨物的數學教材；用于勞動和制造業管理的數學教材。

廈門大學陳興德教授分享論文《大學“學科”演化的趨勢與特征》，文章認為學科建設首先應當尊重學科演化的邏輯，關鍵在于努力把握“學科-大學-社會”三者的互動關系。一是要深刻理解學科演化的曆史性，二是要準确揭示學科演變的内在邏輯。

高雄師範大學張炳煌教授分享論文《以曆史制度論的觀點分析德國二軌并立學校制度之發展》，研究旨在運用曆史制度論(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的概念，分析德國中等學校制度的持續與變遷。研究結果顯示，二軌并立學制呈現德國學制發展路徑依賴的現象，是略過文理中學的局部改革。

湖北第二師範學院陳光春教授分享論文《交流之光：孟祿國際理解的理論與實踐》，孟祿認為共同文化是國際理解的基礎，倡導加強教育提高各國公民知識素養，繁榮世界各國民族文化，籍此來推進國際理解和各民族人民友好相處。

華中師範大學鄭剛教授分享論文《21世紀以來高等教育史研究圖景及其發展路向——基于Cite Space的知識圖譜分析》，論文通過檢索高等教育史研究相關文獻，并運用Cite Space可視化軟件，對21世紀以來高等教育史研究現狀進行分析。

東北師範大學王睿博士分享論文《論中國教育自信的曆史文化邏輯》，論文分為三個部分中國教育自信的曆史基礎，現實途徑，對中國教育自信的思索。中國教育自信的曆史文化邏輯是對不可複制的中國教育發展軌迹的描摹，是對中國教育自信獨特曆史經驗的總結，是對教育自信形成規律的理論性概括。

台灣清華大學彭煥勝教授分享論文《美國公立小學教師薪資問題續探（1867-1920）》，論文主要探讨美國公立小學教師的薪資情況；男女性别教師是否在薪資上有所差異；教師薪資問題是否影響有志成為教師的動機與其教師專業素質問題。

甯波大學劉訓華教授分享論文《留美博士生日常生活的曆史畫卷——基于五校留美生教育類博士論文的文本分析（1910-2010）》，論文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等五校百年來的中國教育類博士論文文本作為分析對象，條分縷析，從文本形成時代、緻謝、簡曆等處出發，找尋留美博士生日常生活的點點滴滴，通過社會閱曆、論文資源、導師指導、家庭故事等叙述維度，從另一視角展現留美生日常生活的百年畫卷。

南京師範大學任小燕副研究員分享論文《權力論與合法性：曆史制度主義視域下晚清民國時期校董會制度的立法進程》，論文讨論了晚清民國時期校董會制度的立法進程，實質是政府與學校、社會、教會等多元辦學群體對于監管權與治校權的博弈，并最終完成了校董會權力的合法性轉向。

華中農業大學王曉慧副教授分享論文《“失敗”的隐喻——對20世紀30年代江蘇有關女子教育言論的研究》，論文分析20世紀三十年代女子教育失敗的隐喻，探尋隐喻在這些“失敗”言論背後的邏輯可以看出，“失敗”之論實際上是在為“母性主義”的複興、男性地位的維護、女子教育的正本清源以及民族複興運動提供輿論支持。

澳門科技大學圖書館張恒分享論文《1914至1946年澳門華人教育法律的轉變》，論文通過分析殖民地的華人教育法律在1914到1946年間的轉變，揭示葡方在戰後政治和教育上的弱勢，為其後中國政府在澳門實行教育活動提供了便利。

台灣師範大學李宜航博士分享論文《從自由到自治——美國「大學自治」之曆史探究》，論文認為，厘清美國高教自治史的演進有助于理解美國教育學發展之曆史特性，進而對仍不斷學習美國的台灣教育學研究，提供具體的曆史鑒照，幫助台灣教育學發展能更為穩健、進步。

華中師範大學周娜博士後分享論文《一所大學？一所神學院？——全球史語境中的澳門聖保祿學院》，論文從全球史的角度出發，在比較分析耶稣會在巴西、印度、日本及澳門地區的辦學活動的基礎上，将澳門聖保祿學院作為耶稣會境外傳教的工具或途徑來加以研究，從澳門聖保祿學院的創建背景、發展過程、效應及影響三個維度分析這一教育組織的角色定位及作用，提出它是一所借鑒中世紀大學教學模式的、在地化了的神學院。

第二分會場

第二分會場為田家炳教育書院601室，上半場由廈門大學鄭若玲教授、台北市立大學張芬芬教授主持，下半場由沈陽師範大學王雷教授、杭州師範大學/深圳大學教授熊賢君主持。

沈陽師範大學王雷教授首先作了題為“教育文物：教育史學的新價值”的分享。他談到，教育文物是教育領域内具有文化遺産的内涵、因素、形式等内容，具有曆史、科學、藝術、教育等文化價值要素的物質文化遺産，在新時期優良文化傳承、講好中國教育故事的過程中，教育文物具有新的教育史價值，可以為教育曆史尋根、為教育經驗作證、為教育成果把關、為教育傳承求據，要重視對教育文物的研究。

杭州師範大學、深圳大學熊賢君教授作了題為“邁向教師本位的台灣教師專業發展評鑒”的分享。他對台灣教師專業發展評鑒過程中存在的争議及問題做出了客觀評價，并在此基礎上闡明了教師專業發展的走向。

華中師範大學申國昌教授作了題為“新中國成立70年區域教育史研究回顧與展望”的分享。他梳理了新中國成立70年來區域教育通史、區域教育斷代史、區域教育專題史等方面均取得的研究成果，同時也提出了以往研究中存在的研究範式相對傳統、研究方法不夠多元、研究地域局部失衡、精品力作不算太多等問題，最後總結了區域教育史研究縱深發展仍需做出的努力。

陝西師範大學李忠教授作了題為“杜威教育學說在中國的境遇變遷”的分享。他認為，杜威教育學說在中國經曆了從積極引入、熱情接納、合盤接受，到嚴厲批判、徹底否定、堅決摒棄，再到重新認識、客觀分析、理性對待的境遇轉折，并強調了教育學健康發展需要遵循教育自身發展的邏輯。

南京大學牛力副研究員作了題為“民國時期大學學術版圖的演變——基于“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選舉候選人的分析”的分享。他通過對1947年中央研究院150位院士候選人群體經曆的分析，呈現了民國時期大學的學術格局及其演變。

湖北大學趙厚勰副教授作了題為“中國教育懲罰的曆史分析與現代變革”的分享。他闡明了我國古代教育懲罰的特點、理論基礎、師生觀和危害，并總結了我國教育懲罰在不同時期的發展特征，希望我們今天在重新審思教育懲罰（懲戒）問題時，要順應曆史的發展趨勢，不要走回頭路。

輔仁大學陳俞志助理教授作了題為“北京輔仁大學本笃會時期（1927-1931）的發展情形與辦學特色”的分享。他探讨了1927-1931年本笃會于北京輔仁大學創立初期的創辦理念、推動方式、師生關系及如何兼融中西文化的辦學特色等方面的問題。

廈門大學鄭若玲教授首先作了題為“恪守與突破：70年高校考試招生發展的中國道路”的分享。她梳理了70年來中國高考逐漸形成中國模式的演進曆程，并提出中國高考必須要平衡相關主體的權益問題、辨析高考的屬性問題、關注教育評價體系及其導向作用、直面高等教育的資源配置問題，要立足中國國情、聚焦中國問題、完善中國道路，隻有這樣，才能從困境中突圍、在改革中發展。

台北市立大學張芬芬教授作了題為“昔問今答：什麼知識/誰的知識最有價值——台灣108課綱知識論”的分享。她通過108課綱對課程史上的兩個大哉問進行了回答，即最有價值的知識是師生共構的、融會貫通的跨域活知識。

浙江大學劉超研究員作了題為“從‘改造’到‘提高’——共和國初期高等教育的曆史轉型”的分享。他梳理了共和國成立後不同時期高等教育的變革，認為每個階段在戰略和策略上各具特色，且現在的高等教育體系已生成了新的形态，能夠更好地服務于日後的經濟社會發展和政權建設。

武漢大學劉宇佳博士作了題為“追尋中國教育管理學建設的史學基礎——百年中國教育管理史研究之回顧、總結與展望”的分享。她梳理了百年來中國教育管理史的發展曆程、階段特征、所獲成果以及未來教育管理史的研究展望。

首都師範大學林偉副教授作了題為“橋接哈佛與中國：查爾斯·埃利奧特與中美大學網絡的轉變”的分享。他闡述了查爾斯·埃利奧為增進哈佛大學與中國之間的教育交流創設哈佛中文教席、招收中國留學生、建立中華哈佛醫學校，并于1912年訪問中國，這些舉措對促進中國大學的現代轉型起到了積極作用。

寶雞文理學院李力副教授作了題為“抗戰時期國立第七中學在陝辦學考論”的分享。他總結了國立七中在1937-1945年長期辦學過程中所形成的特點與經驗，以四個反差總結了國立七中的曆史貢獻，并呼籲加強對國立中學的深度研究。

台灣師範大學王映文講師作了題為“郭嵩焘與晚清書院”的分享。她通過介紹晚清首位赴英使臣郭嵩焘的生平，探讨了其生平和與他有關的各書院之間的互動關系，揭示了清代晚期經曆列強侵略後對私人興辦學校所産生的影響。

北京師範大學劉幸博士後作了題為“日僞時期輔仁大學史料新探”的分享。他對日僞時期細井次郎在輔仁大學的教育管理活動進行了詳盡的考察，認為細井次郎在北平盡力要建構了一個虛幻而又短暫的裴斯泰洛齊新莊式的教育小世界，對這段曆史的重新考察有助于我們看到西方的教育觀念如何在中日兩國發生種種有趣的遷移和碰撞。

悉尼大學李枝航博士作了題為“1919-1937年中國大學的 Nationalism 和 Citizenship”的分享。她從高等教育角度來解釋國家形成與大學之間的互動，最後闡明了中國大學在國家建構過程中偉大的文化和政治使命。

第三分會場

第三分會場為田家炳教育書院415室，上半場由華南師範大學黃明喜教授、台灣師範大學劉蔚之副教授主持，下半場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張耀宗教授、陝西師範大學栗洪武教授主持。

陝西師範大學教育學院栗洪武教授作了題為“千萬字的檔案史料再現陝甘甯邊區教育的輝煌曆史——70年堅持做陝甘甯邊區教育史料整理工作”的報告。他談到《陝甘甯邊區教育史料通覽》叢書是陝西師範大學幾代學人70年堅持做陝甘甯邊區教育史料收集、整理而積累完成一項研究成果。這批千萬字教育史料大部分是陝甘甯邊區政府教育廳檔案，是對邊區教育實踐的真實記錄，也是對邊區教育輝煌曆史的全面再現。後人之所以能夠詳細地了解和認識陝甘甯邊區教育實踐活動的曆史、作用和意義，并開展相關問題的專題研究，就是由于有邊區教育史料得以完整保存和傳世，特别是邊區政府教育廳檔案的存世；而收集和整理這些寶貴的曆史資料，是教育史學研究的一項基礎工程，更是教育史工作者義不容辭的責任。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張耀宗教授作了題為“陶行知的生活教育觀：兼論對幼兒教育之啟示”的報告。他談到陶行知受人高度評價、對于中國教育有其貢獻之處，在于他将自己的教育理念與思想實際應用于實務上。正因陶氏的教育實務經驗豐富，因此其思想觀點便顯得平易近人，而非高度抽象之哲思。至于有關的陶行知研究之期刊論文，數量龐多，可劃歸一專門之「陶行知」研究。在台灣，曆經《幼兒教育及照顧法》通過後，随即施行「幼托整合」，開展幼兒教育之新局面。因此，回頭探讨陶行知的生活教育觀，便有其時代意義。陶行知的生活教育觀點，有其特定的時空背景，不同時代人們的生活有其共通的要素，隻是生活的型态不同。在探讨像陶行知這樣的教育家，不免會有其觀點是否适用當今變動快速社會之疑問，探讨陶行知之生活教育觀點，會帶來不少啟示。

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劉蔚之副教授作了題為“兒童中心還是社會效率？中國1920年代教育體制中的社會效率思維”的報告。她談到透過廖世承、杜佐周、艾偉與王鳳喈等四位留美教育心理學者的著作文本、在美就學習成績與修課記錄、博士論文等一手史料，說明了他們在美國學習的教育心理學術養成背景使之深受社會效率派教育研究典範影響；返國後對中國新學制之科學化、經濟化與效率化産生了深刻影響。結果發現，一般以為影響中國新學制精神非常深的杜威或兒童中心派，其勝利可能隻停留在口号與修辭層次；真正獲得全面勝利的很可能是其對立陣營，也就是80%留美教育學者所學之社會效率派。

南京師範大學劉齊副教授作了題為“‘免費的’餐食：對明代國子監監生飲食生活的考察”的報告。他談到國子監作為為國育才的重要場所，受到了明代統治者的格外關注。在保障監生基本生活的同時，也細化了國子監學規，對他們進行了嚴格管理。其中，對于監生們在學期間的餐食的品種、數量等都做了詳細的規定。但在實踐中也存在諸多問題，并引起了監生們的不滿。特别在後世，這些規章制度更是流于形式。仔細分析有關監生餐食的說明，有助于更深入了解明代國子監的培養目标及監生們實際學習生活狀況，也揭示出皇權高度集中背景下的治理邏輯。

泰山學院教師教育學院謝文慶副教授作了題為“論孟子群體自我建構教育思想”的報告。他談到孟子的群體自我是面向群體的自主意向，具有内在統一性，是生活在群體中的人的鮮活自我。他以性善論為哲學基礎，強調了反求諸己的内在自我教育的重要性，形成儒家獨特的内在精神成長，是儒家教育的内核。士人要堅守浩然正氣的自由人格，打通内在自我與群體社會之間的橋梁，達到内聖外王的境界。通過教育消解了個人與群體之間的緊張，體現終極的人文關懷。遺憾的是，由于群體自我具有不可解決的倫理悖論，未能構思出自由人格為基礎的政治制度，也無法始終保持教育學術研究的自由向度。

杭州科技職業技術學院熊宗武副研究員作了題為“人人要帶土氣，處處宜有書香——論金海觀的鄉村師範教育思想與實踐”的報告。他談到金海觀是我國著名的鄉村教育家，他主張鄉村師範設在鄉村，招收鄉村學生。為造就适應鄉村工作的人才，他注重培養學生的師範專業精神以堅定從事教育的信念；将通才教育與專才教育有機結合以使學生既獲得鄉教技能的全面發展，又充分發揮自身特長；開展與鄉村相适應的勞動教育讓學生适應鄉村生活；通過辦理民衆教育等具體活動磨練從事鄉村建設的意志，增強他們改造社會的能力。金海觀的鄉村師範教育思想在當今仍有重要價值。

河南師範大學教育學部郭景川講師作了題為“民國教育家交往活動史：類型、特征及走向”的報告。他談到為了推動教育變革與發展，民國時期教育家之間頻繁交往、相互合作，形成良好的互動交流氛圍。就交往類型而言，民國教育家的交往活動概括起來可分為地緣交往、學緣交往、志緣交往三種。随着近代社會的轉型及教育研究的深化，教育家的交往活動由以地緣交往、學緣交往為主，逐漸向崇尚志緣交往轉變。教育家的交往活動對近代教育的變革和發展以及教育家個人成長發揮了重要作用。

華南師範大學教育科學學院黃明喜教授作了題為“蔣信師從湛甘泉事迹考辨——兼論明代‘王湛兩家遞相出入’的教育機制”的報告。他談到蔣信是明代中晚期一位重要的教育家、哲學家，他創造性地提出“萬物一體”的教育理念，促進了中晚明心學教育思潮的深入發展。如果以師生關系為主線，揆諸蔣信始入陽明而終歸甘泉的若幹重要思想史事件，厘清其與湛甘泉長達三十七年的交誼，書信往來以及相互之間的學術價值取向，則可以認定蔣信應屬于甘泉學派的嫡系傳人，而非陽明學派的陣營人物。通過蔣信師從湛甘泉始末這一個案分析，透視京師問業湛甘泉、随從湛甘泉入南京國子監并分教諸生以及創設桃岡書院來宣揚湛學等具體事迹，這不僅有助于認識蔣信轉師王陽明與湛甘泉之間而産生的學術自由和思想活力，進而理解“遞相出入”确是整個明代心學教育勃興的一大教育機制，亦可促進明代心學教育流派研究的拓展與深化。

湖北大學曆史文化學院郭娅教授作了題為“曆史學的人類學轉向與教育史學研究”的報告，她談到20世紀中葉後，曆史學與人類學的聯手逐漸取得較大影響，并在此基礎上出現了兩種不同的轉向：一是曆史學的人類學轉向，二是人類學的曆史學轉向。其中曆史學的人類學轉向，突破了傳統史學的研究視域，使曆史研究者的眼光逐漸從上層轉向下層，從傳統上關注特定政治權力人物的思想和行為的政治史，轉而關注普通的民衆史，及與民衆生活密切相關的日常生活史和微觀史；促使曆史學研究者重視文獻研究的同時，更重視對田野調查方法的利用；倡導從區域出發理解整體曆史。曆史學的人類學轉向不僅拓寬了教育史研究的視野，促使教育史學研究方法的變化，而且為區域教育曆史研究提供了方法論的指導。

江南大學人文學院于書娟副教授作了題為“近代中國教育現代化的空間演進與省思——以江陰與江陰文廟為中心的考察”的報告。她談到教育空間是教育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以江陰與江陰文廟為例，從中國近代教育現代化進程的曆史視角，對教育空間的演進進行考察與探讨。研究發現：在城市化和“廢科舉，興學校”的曆史進程中，江陰城市教育空間由傳統的廟學、書院空間，轉變為西式的教育空間。伴随着教育外部空間形态的改變，内部空間也相應地做出了改變，即空間的使用主體随之擴大，空間的形态與構成也趨于西式。以史為鑒，近代江陰城市教育空間的變遷，也啟示我們進一步思考教育空間和空間觀念的重要性，以及它們對實現教育現代化的重要意義。

中南民族大學教育學院李永講師作了題為“‘智者’教育之旅的‘迷霧’：五四時期杜威訪華若幹問題之厘清”的報告。他談到旅行可被視為一種教育、社會和文化的活動。1919年4月30日，美國教育家杜威受邀訪華。當前有關杜威訪華之行的初衷、組織、經費、續假、往返時間等問題，在學界或尚未關注，或存有異議，或謬誤頻出，希望對于上述問題的釋讀，有助于還原一個真實的訪華之行，并以此紀念杜威訪華一百周年。

海南師範大學初等教育學院王鴻英講師作了題為“民國時期的大學募捐及其啟示——以廣東省為例”的報告。她談到通過梳理廣東省内的國立中山大學、私立嶺南大學和私立廣東國民大學面向海外華僑華人的募捐活動及海外華僑華人對它們捐助态度，發現三所高校面向海外華僑華人的募捐方式主要有專人勸捐和印發勸捐冊兩種。三所高校的募捐活動對當下教育募捐有一定借鑒：一是建立完備的籌捐體系；二是設立專門的勸捐專員；三是鼓勵、激勵校友和友好人士捐贈；四是捐贈類型多樣化。

嶺南師範學院教育科學學院魏珂講師作了題為“論南宋書院教育物件的倫理理性”的報告。他談到南宋書院教育物件是倫理理性的物質載體。教育物件是指包括學田、錢糧、建築、圖書在内的物質投入；倫理理性是倫理理性主義的簡稱，即人服從外在道德法則的自覺所表現出來的特征，外延由物理、義理、天理、道理、事理構成——體現書院教育家對物質、經典、法則、個性、實踐的哲學體認。南宋書院教育物件為理學教育哲學的建構與傳播提供了物質基礎，倫理理性為南宋書院的教育物件提供象征意義。

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尹瑞晗博士作了題為“明代女教書《内訓》研究初探”的報告。她談到《内訓》的成書反映出，明代帝後表面希望後宮諸妃觀覽之餘能時時警惕，以成為萬民敬仰的母儀典範。實際上，在已出現「女子無才便是德」的明代，允以女性識字便于學習女教，無非是讓女性服膺于思想、行為，禮法等方面的統治，便于對其規範管理，以保國之安定。著述作者徐皇後身份更為特殊，又因首次将「積善」思想納入其中，單列「積善篇」與「遷善篇」為單獨德目，使得《内訓》一書帶有一定的宗教色彩，同時亦符應了明代社會中勸善思想鼎盛發展之特征。

第四分會場

第四分會場為田家炳教育書院1007室，上半場由北京師範大學王晨教授和台北教育大學洪福财教授主持，下半場由河南大學趙國權教授和台中教育大學林彩岫教授主持。

河南大學趙國權教授作了題為“對文廟、學廟、廟學文化的再認識”的報告。在他看來，“文廟是一種與武廟相對的、主祀先儒先賢或有功文臣的禮制性建築，體現出曆朝曆代‘文治’的政治意圖，負載有‘價值判斷和意識形态韻味’。狹義上的文廟，則專指主祀孔子的禮制性建築，伴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進入一個新時代，傳承和發展文廟、學廟及廟學文化，我們需要做到：一是全面認識，予以準确定位；二是在史料搜集與整理、個案研究、專題研究、綜合研究的基礎上，建構“文廟學”“廟學學”等“專學”；三是科學規劃，增強保護力度；四是充分展示利用，發揮其公衆服務及教化功能”。

台中教育大學林彩岫教授作了題為“斯裡蘭卡職前教師教育發展之研究”的報告。她從斯裡蘭卡教師教育發展之曆史脈絡出發，依靠大量一手資料，來理解斯裡蘭卡職前教師教育的發展情況。在研究中追溯了斯裡蘭卡廣義的教師教育的起源與發展，政治經濟因素是影響其發展的主要因素，澄清了斯裡蘭卡的教師教育的内涵。對國立教育學院(National College of Education，NCOE)的建校數量、規模、位置、分布、學生待遇、入學與培養要求、師資情況及其影響因素進行了陳述，也明确了管理招生學生流向、課程的機構。

長江大學陳競蓉教授作了題為“克伯屈與中國留學生”的報告。她對美國著名教育家、曾任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教授、教育哲學系主任的威廉·赫德·克伯屈的生平進行了介紹，從克伯屈的教學研究方法、對中國留學生的關照程度、學位論文指導、生活關懷等方面解釋了克伯屈與中國留學生的關系。在她看來，這種親密關系推動了克伯屈來華進行學術活動，以及師生之間頻繁的跨國學術交流。這從宏觀上加強了中美兩國文教界的聯系，加快了近現代中國教育學人融入國際教育學界的進程；促進了中國文教界與國際教育學術界的直接對話，助力中國教育與世界接軌；進一步推動了中國現代教育改革實驗的深入開展及本土現代教育理論體系的建構。

湖北大學李木洲副教授作了題為“美國高校招生制度現代化: 曆程、經驗及啟示”的報告。他認為，“美國高校招生制度的現代化曆經了經驗化考試招生、标準化考試招生、綜合化評價招生和動态化評價招生等四個階段，此四個階段又分别代表着美國高校招生制度現代化的緣起與萌芽、肇始與變革、深化與轉型、趨向與新探。美國高校招生制度現代化的主要經驗包括體現強國意志的理念引領、追求技術創新的研究傳統、注重依法招考的治理模式以及發揮社會團體的智庫作用等。結合我國高考國情，美國高校招生制度現代化的啟示主要有：一是高考制度設計應構建突出效率兼顧公平的人才選拔格局；二是高考改革應重視考試數據和标準的開發與應用；三是高考改革應注重中學與大學的校際互動與銜接；四是高考錄取制度應适應不同高校的多元分流招生需求”。

中正大學顧曉雲副教授作了題為“英國二次大戰期間的民主與教育改革論述研究”的報告。她重點探究了英國二次大戰期間的民主與教育改革論述，尤其是論述中呈現的“民主與教育”之間的緊密關系。首先，她闡釋并對比了“自由主義式的民主”與“社會主義式的民主”這兩種民主理論，以說明這兩種民主理論的異同。接着，依此為理論基礎，分析和比較了Fred Clarke（1880-1952）、H.C.Dent（1894-1995）、R. H. Tawney（1880-1962）、Shena Simon（1883-1972）四人的教育改革方案。在她看來，“‘自由主義式的民主’和‘社會主義式的民主’對于國家幹涉教育的程度有着不同的預設，而此預設也反映在離校年齡、公學和直接補助學校三方面議題的論辯中”。

鹽城師範學院程功群講師作了題為“海峽兩岸高中曆史教科書‘抗戰’形象的記憶塑造及影響——基于‘翰林版’和‘人民版’的比較”的報告。他指出，“曆史記憶是塑造青少年國家認同的重要途徑，高中曆史教科書則是曆史記憶的載體與媒介，影響着青少年的國家認同。‘抗戰’作為國家認同的符合和民族精神的象征，是中華民族共同的曆史記憶。但是，受政治意識、政治立場、價值觀念等影響，海峽兩岸高中曆史教科書所呈現的“抗戰”形象，在文本闡述、抗戰精神凝練、抗戰勝利意義和插圖等方面均有很大差異，甚至出現大相徑庭的描述，從而造成海峽兩岸青少年對“抗戰”形象有着不同的曆史記憶和文化認知，影響了青少年的“國家認同”。海峽兩岸“抗戰”形象的記憶塑造差異，反映出政治意識形态對曆史記憶的複雜影響。”

北京師範大學王晨教授作了題為“師範教育制度化背景下西方教育史知識系譜建構——基于晚清民國教育史教科書的數字人文學分析（1901-1944）”的報告。他在數字人文學的框架下，考察了近代中國引入日本師範學制、教育史學科和日美教育史出版物的過程和史實，并通過定量方法分析晚清民國30部師範教育史教科書編纂之制度環境、引文網絡和書中西方教育家的選入特征，展現了教科書編纂“以日為師”、“轉換過渡”、“以美為師”三個階段中教育史教科書内容的來源、結構及引用關系，據此提出了教育史教科書中5類西方教育家群體的理想類型，揭示了教育家群體“正當性”判斷與“德日系”“美系”學派分野的聯系，從而為理解跨國框架下1901-1944年間西方教育史乃至教育學知識系譜在中國的輸入、建構和變遷過程奠定了基礎。

台北教育大學洪福财教授作了題為“從形式整合并到實質整合——近年台灣幼托政策發展與待解議題”的報告。他以台灣在1949年至2011年幼教機構發展情形為讨論焦點，梳理了幼教機構在台發展的脈絡。在他看來，“1949年以來，台灣對幼教機構采取自由取向的管理方式，使得整體幼托機構數量日增，幼教機構快速成長，其中尤以私立為盛。幼兒園與托兒所的數量規模逐漸擴展，但幼托機構間差異益見模糊，原先兩類機構分立設置的功能，随社會變遷、家長需求、教保經營理念等主客觀環境的轉變，緻使兩類機構間功能交集日增；面對兩類機構的功能、質量、教保内容、成員素質、數量等存在的可能落差，成為各方論述的重點議題”。

澳門理工學院陳志峰副教授作了題為“譚立明及澳門勞工子弟學校之創辦”的報告。他重點爬梳相關的曆史文獻，輔以相關人士的口述訪談，企圖還原澳門勞工子弟學校創校的經過，進而探究新中國成立之初，澳門工人階級子女的教育問題。他指出，“新中國成立之時，由于曆史的原因，澳門被葡萄牙人殖民管治。當時政治局勢不穩定，社會經濟不景氣，加上澳葡政府對華人教育撒手不管，華人子弟、尤其是工人階級的子女教育問題嚴肅。于是，愛國進步社團澳門工會聯合總會便呼籲社會要‘救濟失學，維持就學’，倡議成立澳門勞工教育促進會，推動工人階級教育工作，選出愛國教育家譚立明, 創設澳門勞工子弟學校”。

首都師範大學劉峻杉副教授作了題為“先秦‘文’的觀念史及其教育意義”的報告。他認為，“對于中國當代教育語境中的‘文化’的理解要追溯早期‘文’的觀念演變，從甲骨文到戰國文字的‘文’的字形來看，人形‘文’與交錯‘文’的兩類特征就存在着發展融合的軌迹，而為學界所廣泛使用的‘文’之初義的‘文身’說，在解釋上其實有很多難點”。

華中師範大學王瑩副教授作了題為“西方教育史研究的分期、 特點與新趨勢”的報告。她通過整理分析史料，提出西方學術界對教育曆史的研究可概括為兩大時期，第一個時期是對教學論、學校曆史和“大”教育學的曆史研究，表現出明顯的“輝格主義”特征。第二個時期為學術制度化時期，呈現出波浪式的高潮和低潮發展階段。經曆了20世紀60年代的起飛、70年代的高速發展，到80年代步入低潮，90年代的緩慢發展。到21世紀時，西方教育史研究迎來了多樣化時期，并呈現出許多新的研究趨勢。

周口師範學院黃寶權副教授作了題為“教育心态史——教育史研究的新視域”的講話。在他看來，“心态史以曆史人物的内部精神狀态與心靈活動為研究重點，以‘深描’的方式揭示曆史人物的内心獨白，重視探究人日常的行為、觀點、态度、看法等對曆史任務精神變化所産生的影響。将心态史引入教育史研究領域，有利于解決教育史研究的同質化現象，拓寬教育史研究的廣度與深度。緩解教育史的學科危機。教育心态史研究在研究過程中要樹立‘大史料觀’、注重研究方法的跨學科性、對曆史人物的心态分析要注重語言的深度描述”。

四川師範大學牛君霞講師作了題為“70 年來台灣地區‘大學法’ 修正中研究生教育演變的制度分析——基于曆史制度主義的視角”的報告。她認為，“基于曆史制度主義的分析視角，探究台灣地區‘大學法’修正中研究生教育制度的曆史變遷，為分析‘大學法’修正與研究生教育的關系提供了新的視角。曆史制度主義理論可分為制度變遷理論和制度作用理論。研究發現，政治經濟等背景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大學法’的制定和修正；‘大學法’修正後産生的路徑依賴使‘大學法’作為一種制度得以持續存在，而外在重大的社會事件等原因導緻的關鍵節點使‘大學法’進一步修正。‘大學法’的修正對研究生教育産生了正負兩方面的影響。不可能存在天衣無縫、預先包容全部的‘大學法’；一味強調簡政放權、大學自治，會出現供需失調、劣币驅逐良币的負面效應；通過教育法律法規來宏觀調控、制定規劃、管理評價是發展研究生教育的根本策略，亦為促進教育公平‘打基礎管長遠’的根本方法。

台灣師範大學羅智韋博士作了題為“宋代士人在書院的生活:以學習、學規與學禮為核心的讨論”。他着重探究了宋代士人在書院的生活狀況，并着重學習、學規與學禮的讨論。在他看來，“士人在書院的學習生活，觸及道學家各式讀書之法、講論者與諸生講論之況、書院的身體規訓與書院的籌設、位置與建制。宋代書院的講論者除研經論道，讀書法之教授亦是其特點，在書院中，從學者可從講學者獲得學術精義，亦可從其學習讀書之法；至于講論狀況，不同學者因其為學形式，而使講論方式産生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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