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本博先生是教育史學界的前輩，是我入行時經常請教的老師之一，也是我的導師章開沅先生的老鄉和摯友。

本博先生安徽壽縣人，開沅師原籍浙江吳興，出生于蕪湖，幼時成長和學習于蕪湖。兩人年齡相仿，教育經曆相似，原來分别在教會大學—蘇州東吳大學和南京金陵大學求學，後來因追求真理，都不約而同于1948年12月投奔河南中原解放區，進入鄧小平、劉伯承創辦的新型革命大學中原大學教育學院學習和工作，思想相契，私交甚笃。我1982年1月從華中師大曆史系77級畢業留校分配到新成立的教育科學研究所任教，開沅師曾叮咛我改行研究教育後，要多向教育系戴本博先生請教。那時原籍安徽的同學周采正好也留校分配到本博先生任主任的教育系教育史教研室工作，我們兩人也因此有機會向本博先生經常請教。

本博先生面容白淨，待人溫文爾雅，學問淵博，有舊日儒者君子之風。對待我們這些後學的請教，不厭其煩，循循善誘。對于年輕人取得的一點進步，都鼓勵有加，贊揚備至。這讓那時處在學術起步期的自己，倍增信心。蒙組織信任，我那時擔任教育系和教科所聯合團支部書記，為增進了解，加深友誼，有時組織系、所年輕團員在一起開展活動。還曾請過教育系王道俊先生、戴本博先生、任鐘印先生、周鎬先生、郭文安先生以及教科所楊葆琨先生、董寶良先生（我的碩士生導師）、伍文先生、蕭宗六先生等老教師參加指導，印象裡本博先生在一次文藝活動中還唱過家鄉的黃梅戲，韻味十足，顯示出其多才多藝的另一面。1984年本博先生思鄉心切，離開執教多年的華中師大，返回故鄉安徽師範大學教育學院任教，我就再沒有當面向他老人家請教的機會了，不過仍然可以從他後來與張法琨先生分任正副主編、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三卷本皇皇巨著《外國教育史》以及他發表在期刊雜志上的學術論文裡得到啟迪。

盡管三十多年過去了，心中一直記挂着曾經與任鐘印先生等人一道為華中師大外國教育史學科建設發展起過奠基作用的本博先生，記挂着這位曾經在自己早期學術生涯裡産生過積極影響的前輩學人，經常向安徽師大的同行問起他老人家的情況。去年11月中下旬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教育學學科評議組在蕪湖開年會，我11月16日下午6時半抵達蕪湖，看到接待我的安徽師大教育學院孫德玉教授，便問他本博先生近況如何，他回告近年本博先生一直病卧在床，畢竟是上了94歲高齡的老人，健康狀況不佳。我詢問不知有無可能這次會中抽空看望，他謂估計沒有機會。果然這次學科組年會會議議程十分緊湊，次日（17日）全天學科組工作總結和全國35個教育學一級博士學位授予權單位負責人逐一彙報，一直持續到下午5時多，完全無暇他顧，特别是學科組成員各位老兄都是大忙人，發完言後都因事先後離會，堅持到最後的隻有大光、依凡、繁華和我四位，老鐘、老丁兩位召集人得知我的返程車票是下午6時多，屬于可以最後離開者之一，便指令我作會議總結，我後來建議幹脆由下午會議主持人大光兄一道湯總結完畢，誰知大光兄不允，海濤秘書現場督陣，領導指令不宜更改，我更無脫身外出之機，直到下午6時半匆忙趕車離開蕪湖，都沒找到看望本博先生的機會，如今哲人永逝，機會不再，不禁令人唏噓不已。

本博先生千古！千古！

    後學洪宇